《快思慢想》读书笔记:第18、19章,直觉预测与“事后诸葛亮”

钱姐

大家好,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!今天咱们接着聊《快思慢想》的第18、19两章。

第18章:如何让直觉预测更靠谱?

第18章的名字叫“如何让直觉预测更恰当有效”。这一章其实没有介绍新的概念,而是把之前提到的一些概念串了起来。

比如作者说了这样一个实验。他们给参与实验的人出了一道题:朱莉是一所州立大学的大四学生,她四岁的时候就能流畅地阅读了,请问她的平均绩点(GPA)是多少?然后让大家去估算。

这个问题掰开了以后,你会发现,它其实是一个排名问题。你会想:四岁就能阅读,就算不是神童,也是非常聪明了,估计智商能排到前1%,所以现在上大学了,GPA肯定不会低,怎么也得3.7、3.8,也是前1%这种水平。

所以你会发现,这个问题的答案,和另外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:第一,朱莉早期的阅读能力,排在百分之几?是百里挑一,还是万里挑一?第二,朱莉的GPA,排在百分之几?你心里会有一个大概的估算。不同的问题,相同的答案。

你很容易就能看出来,这是系统1在运作:系统1把一个难回答的问题,替换成了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这不是新概念,之前就说过,我们的大脑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比如我问你:“你的生活幸福吗?”你不会去考虑方方面面,然后认真估算,而是会自动把问题替换成:“我这段日子过得舒心吗?”还记得这个例子吧?

所以作者说,实验证明:人们预测一件事情的时候,因为存在这种替代作用,尤其喜欢用以前的事来替代对结果的预测、判断未来,所以经常误判,因为没有考虑均值回归。

这就跟上一章联系起来了吧?如果一个基金经理去年的业绩特别好,人们会倾向于预测他今年业绩也好,比如凯茜·伍德(Cathie Wood)。可是去年特别好,很可能是因为运气特别好,而运气是要均值回归的。(后记:这期写于2021年。凯茜·伍德的旗舰基金ARKK在2020年涨了150%左右,可从2021年2月的高点到2022年底,跌去了大约四分之三。这算是均值回归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了。)

所以作者说,正确的做法是:当你知道过去一件事的结果,而这个结果和你现在要判断的事,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,也就是说,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均值回归,那你就应该对自己的预测做相应的调整,往平均值那边拉一拉。

这基本上就是第18章的内容:想让直觉预测更有效,就要把均值回归的因素考虑进去。这一章我说得比较简略,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分享第19章。

第19章:理解的错觉

第19章非常有意思,叫“理解的错觉”(the illusion of understanding)。

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《黑天鹅》吧?尤其是去年疫情以后,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这些词的热度大增。《黑天鹅》的作者塔勒布,提出过一个概念,叫“叙事谬误”(narrative fallacy),专门用来形容:那些有缺陷的、关于过去的故事,是怎样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的。

简单来说,因为我们总是在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,所以能吸引眼球的说法,往往是通俗易懂的、具体不抽象的、有因果关系的。这些说法,总认为天赋和意志力(willpower)的作用,要大过运气。如果一件事是随机的、没有意义的、说不出为什么的、靠运气的,就不会广为流传。所以塔勒布指出,我们人类经常会给过去的事编造解释,来蒙蔽自己。

本书的作者卡尼曼说:我听过太多人说,“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,我就知道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。”确实,现在回头看,各种蛛丝马迹好像都很明显,但事实是,当时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会有这场危机。

我自己也听过很多人说类似的话。可是你要是真知道,有没有提前把股票和房子卖了,然后在2008年抄底?没有吧?

其实不光是2008年,就连去年,疫情刚来的时候,股市已经开始跌了,还熔断了。我当时做了一期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视频,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:一种是房市会跌,因为经济危机,很多人可能还不上房贷了;另一种是房市不跌反涨,因为低利率加上放水。其实当时能提出这两种看法,已经算是比较开放、比较有勇气的了。现在看来,房市涨好像是理所当然的,可当时很多人并不同意,那些留言现在还在。就连我做过一期访谈,嘉宾是专门在奥斯汀做房地产的,她当时也预计去年年底房价会开始跌。

所以,真正做投资的人,是做笔记的:每天写日记,或者至少把重大决策之前自己的考量、当时的预判写下来。回过头来看的时候,你会发现,很多都跟事情发生以后你自己的逻辑对不上。

后见之明的社会成本

这就是为什么我太喜欢这一章了:它又说出了一个我平时就有所体会、但从来没能用自己的话系统地说出来的问题。作者用非常科学的语言、数据和实验,证实了“事后诸葛亮”的危害。这一节的小标题叫“social costs of hindsight”,中文翻译成“后见之明的社会成本”。后见之明,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事后诸葛亮。它可不只是说说而已,对我们的生活和决策,是有重大影响的。

人类大脑有一个局限:它没有足够的能力,去重建过去的认知或者信念。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,或者看法变了,你就会立刻丧失一部分回忆的能力,没法再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是怎么想的了。也就是说,不管你怎么努力回想,都没法还原你在没有这个信息的时候,是怎么判断的。

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你低估了已知信息、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你的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:“我早就想到了!”“我当时就应该怎样怎样。”其实你没想到。也许有过模模糊糊的感觉,但如果重来一次,该犯的错,你还是会犯。因为你当时真的没有判断对,你有过的那点预感,不足以让你采取行动。现在事情发生了,你觉得你想到了,其实你没有。

如果读到这儿,你还没有被直击灵魂的感觉,那听听下面这个实验。

大家都知道,1972年尼克松访华,是中美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,双方发表了《上海公报》,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。那次尼克松还顺道访问了苏联。

在尼克松出访之前,心理学家巴鲁克·费斯科霍夫(Baruch Fischhoff)做了一项调查,让很多美国人去评估这次出访可能出现的15种结果的可能性,比如毛泽东会不会接见尼克松,美国会不会正式承认中国,冷战对峙了几十年的美苏两国会不会达成什么重要协议等等。

访问结束以后,这位心理学家又让这些人回忆,自己当时对这15种结果的预测是多少。结果发现:如果一件事真的发生了,人们就会夸大自己之前预测的可能性。比如他当时明明预测某件事只有30%的可能性,结果真发生了,回忆的时候,他会觉得自己当时认为有70%的可能性。反过来也一样:如果事情没发生,人们就会错误地回忆说,自己当初就一直觉得这事不太可能发生。

知识的诅咒

如果你对这个实验还没有特别深的感触,我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。

大家知道,好多人自己很厉害,可让他给别人讲,就讲不好,他的徒弟或者学生都很一般。有时候,不是师傅留了一手,而是因为一种叫“知识的诅咒”(curse of knowledge)的东西。这个不是这本书里说的,是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。

意思是,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某个知识,就很难想象自己不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。所以他给别人讲的时候,说不到点子上,或者思维特别跳跃,还觉得:“这有什么不明白的?你说,你哪儿不明白?”听的人一脸茫然,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跟这个道理一模一样。

我做理财频道以后,有不少观众夸我讲东西清楚。我觉得,这跟我的“知识的诅咒”不太严重有关:我还能比较清楚地记得,自己当初是在哪儿搞混的。但我也非常能理解,有的人就是忘了。

再延伸一点,到感情生活里。我们总说,不能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(take for granted),不管是父母、朋友还是爱人;或者说,日子过好了要珍惜,不要贪心,想想当年穷的时候。可如果真像这本书里写的,人的大脑从生理上就不可能完全重现以前的记忆,那不把人、不把生活当成理所当然,真的很难。所以我觉得,有条件的话,真的要写日记。

为什么大家都不爱冒风险?

好,回到书里。后见之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,尤其是在风险控制方面。

比如一个低风险的外科手术,手术中发生了意外,出了医疗事故,医生被告了。陪审团会更倾向于认为,这个手术本来就有相当的风险。所以,即使主治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,想法、决策和风险评估都是合理的,也依然会处于不利的局面。这种偏见的存在,让人几乎不可能对医生的决策做出公正的评价。

这个现象在什么行业比较明显呢?就是各种“代理人”的行业。代理人,就是你指定一个专业人士为你服务。比如刚才说的医生,还有律师、理财顾问、CEO等等,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,都会遭遇这种典型的结果偏见,书里叫后见之明偏见。我们没法还原当时做判断的时候、还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,他是怎么考量的,只会看结果:结果越糟糕,偏见越严重。

我看到这儿的时候,真是太有同感了,因为我真真切切地思考过这个问题,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,而是以前在生活中就想过。

英文里有个词组,叫calculated risk。分开来看,calculated是“计算过的”,risk是“风险”,都是很常见的词。但合在一起,中文里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对应词,你们发现没有?

calculated risk,就和后见之明很有关系。比如你在采取行动之前,评估了风险,认为可能的收益大于可能的风险,然后采取了行动,你承担的就是一个calculated risk。可是如果风险真的发生了,收益没拿到,你怎么替自己解释当初的考量?

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,看过一部电影,名字记不清了。男主角是一个特工,在执行任务的时候,朝自己同伴的方向开了一枪,导致任务失败、同伴受伤。上级就停了他的职,说你明知道开枪的后果。他说:“It was a calculated risk.”

我当时就想:哇,这个词太精准了!你发现没有,中文没法用一个词来翻译。你可以说:“我当时评估了形势,不开枪,任务肯定失败,我俩都得死;开枪,有可能会伤到他,但可能性很小,同时有很大可能引爆后面的弹药库,我们还有获胜的可能,也都能顺利撤离。电光火石之间,我权衡利弊开了这一枪,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,这是唯一的办法……”但那是一大段话啊,谁有空听你解释?人家就一句:“It was a calculated risk.”中文最多说“这是权衡利弊的结果”,但我觉得还是没那么精准。

风险的两个维度

大家有没有想过,说一件事“风险大”,其实分两种。可能因为我是财务专业的,所以一想到风险,我就先去想是哪一种,绝不混为一谈。

一种是发生的可能性很大,但后果不严重。比如买彩票,不中奖的可能性接近100%,但不中的后果也不严重,最多损失几块钱。

另一种是发生的几率极小,但一旦发生,后果不堪设想。比如买寿险:一个正常人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可能性极小,但一旦发生,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,所以人们还是会去买保险。

这两种风险,要从可能性(likelihood)和后果的严重程度(materiality)两个维度去考虑。在财务上,这两者分得很清楚,因为在财务报表里,它们在表外披露的方式要求是不一样的,会计准则都有明确的规定。

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,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。其实埃隆·马斯克就特别爱承担这种可能性小、但后果严重的风险。他的传记里写到,SpaceX之所以能把火箭成本降得极低,是因为他认为,仪器的精密程度“够用就是够用”(good enough is good enough)。他认为这就是一个calculated risk。

再回到书里说的后见之明偏见。这种偏见导致人们不喜欢冒风险:医生会更多地采取保守治疗,没什么风险,但收效也不大;理财顾问喜欢做保守的投资,等等。为什么?因为后见之明普遍存在,万一出了问题,回头再看,没人能理解你当初做这个决定的初衷和权衡。

反过来,如果某位将军或者企业家,一次疯狂的冒险居然成功了,人们就会相信,他有很强的判断力和先见之明;而那些曾经怀疑过这种冒险的人,会被认为平庸、胆小,没有远见和魄力。

总结

这就是这本书的第19章:人们在事情发生以后,很难还原当初做判断时的环境和考量,导致我们如果成功了,会高估自己的判断、低估运气的因素;或者认为失败的决策必然会失败,成功的人必然会成功等等。

放在投资上:不要等事后才去写总结,尤其是如果你成功了,总结一定是带有偏见的。这不赖你,人类的大脑就是这么运作的。要在事前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,事后再去对比。好,今天就聊到这儿,咱们下期见!

钱姐

CFA、CPA,在纽约的金融行业、对冲基金工作过十多年,待过四大、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。YouTube 频道「跟我一起来谈钱」主持人。看看我的书 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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